大时代（下） —由中国电影的互联网时代说开去
这并不是人类第一次发明新的信息交流技术。然而工业时代在信息技术上的种种突破（比如电报、电话），更多只能算是一种革新，还不足以对人类的生存方式产生结构性影响。相比之下，互联网尤其是“移动互联网”的普及，所产生的影响则是革命性的。其最大的突破在于，我们每个人本身，都成为这张“网”的一个信息点。你既是海量信息的供给者，也可以是这些信息的使用者、受益者。 在这次中国电影的突破当中，最为让人欣喜的地方就在于，整个过程中无处不在的，对互联网信息的把控。比如猫眼提供的大数据分析，让《捉妖记》的投资方判断出自己的客户群体，与《超能特战队》的观众有着80%的重合度，从而制定出了更精准的市场策略。相比之下，那部虽然让很多人感到厌恶，但在商业上却颇为成功的《小时代》系列，其成功的基础，却只在于郭敬明个人对受众群体的准确的判断力。很显然，前者才更具有可复制性。 对于当下正处在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，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社会所走过的工业化路径，并非不存在追上去的可能，但作为后发者，这个过程必定是艰难而漫长的，有很大可能会掉入所谓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（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，就在于先发国家不愿意后发国家攀升到食物链上层）。信息技术的普及，让中国这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，又已经具备了工业基础的国家，看到了弯道超车的机遇。这也是为什么，互联网+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原因所在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中国电影基于信息技术，所搭建“工业化模型”，是中国建立“互联网+”业态的一次成功实践。 互联网产业和电影产业都被归类于“服务业”或者“第三产业”。与第一（农业）、第二（工业）产业相比，第三产业是与终端消费者最为接近的产业，也是对消费群体反应最敏感的产业。这也使得信息技术的运用，容易在电影这类“第三产业”先产生直接收益。今天大家能够看到资本对看到专车、送餐等O2O平台疯狂砸钱，正是因为在服务性行业，互联网+的“钱景”已经非常明朗了。 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，增加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占比无疑是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同时更为重要的是，互联网+时代的基础是在于“人”。当一个“以人为本”的巨大消费市场被开启后，其价值导向势必会向上游产业传递。长期以来，缺乏人性化设计，处在模仿、跟随阶段的中国制造业；很多方面还处在原始小农经济层面的第一产业，都将因为得到精准的消费数据分析，而实现自己的突破转型。 黄仁宇先生曾经在《中国大历史》一书中，一针见血的指出，中国历史发展中各个朝代都面对如何有效管理社会基层的技术问题。以农为本、道法自然的华夏文明，更依赖的是一种“经验管理”模式（这样的管理模式，也维系了华夏文明独特的“祖先崇拜”文化）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西方基于贸易所建立起来的文明体系，必然推崇的是精于计算的“数目字管理”。在工业化的魔盒被打开之后，华夏文明在“数目字管理”上的意识短板，就成为了阻碍文明进步的最大障碍。 对于日渐复杂的现代社会来说，数目字管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。好像美国虽然会被认为是一个最“自由”的国度，但基于严格的数字管理传统，美国政府在其国内找到一个罪犯的难度，甚至要低于看起来“集权”的中国。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，都希望能够有效管理自己的国家，而能否有效管理的关键，就在于你能够多大程度的掌握“人”的信息。就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、大数据的收集，即让华夏文明有机会很快补上“数目字管理”这块短板，又让政府看到了增进管理能力的技术契机。当然，做到这点的前提在于这些数据置于中国政府的管控之下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从战略角度一直认为，中国不会出现真正由外国人控制的互联网巨头的原因所在（同样看清这点的孙正义，成为了人中国赚到最多钱的外国人）。 “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坏的时代”（《双城记》）。英国从18世纪中叶开启的工业化时代，对整个英国乃至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改变，也让身处这一变革的狄更斯发出了上述感叹。的确在那个变革的年代，工业巨兽开始吞噬的不仅仅传统经济，更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颠覆。不过对于身处信息时代的我们来说，却不必有这样的纠结，因为互联网为我们每个人所带来的，是一个挖掘自身潜力的“+”的空间。 “这是最好的时代，却绝不是最坏的时代”。如果你有意识到了这点，那么你就有机会在这个新时代里得到更多；如果没有意识到（或者没有想法）那么也不要紧，只需随着时代的进步，享受这一切所带来的便利就可以了。对于有“家国情节”的中国人来说，尤为可以感到兴奋的是，中国这次不再是一个彷徨的跟随者，而有机会成为时代的引领者。